地下道鬼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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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箱

  几年前,我乘坐哈迪船长的“独立”号精美邮船,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前往纽约市。如果天气不变坏的话,我们将于6月15号启航。于是14号这天,我来到船上,在我的特等舱舱房中进行一番安排整理。

  我发现,此班邮船乘客很多,其中女士尤多。我在乘客名单上看到了几个熟人,其中,我尤为欣喜地发现了科尼利厄斯·怀特先生的名字。此人是一位青年画家,是我的挚友。我曾与他在同一个大学中学习,读书期间常在一起。他很有才气,他的性格与其他天才们一样:愤世嫉俗,敏感热情。他是天底下最为真诚的一个人。

  我发现他的名下订有三间特等舱房。我又查了一遍乘客名单,发现他是与妻子及两个妹妹一起作此番航行的。特等舱房间很大,每个舱房有两个铺位,一上一下。当然了,这些铺位都很窄,只能睡一个人。可我还是不明白,他们四个人何必要订三个舱房。我当时正处于这样的一个时期:心里总爱对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进行不正常的探听。我现在羞愧地承认,当时我对他订有这么多舱房,是进行了一系列不怀好意的荒谬猜测的。当然了,这不是我该过问的事,但是我却孜孜不倦地试图解开这个谜。最后我终于得到了答案,我不禁奇怪自己为什么早没想到这点。“这当然是因为有一名仆人的,”我说,“我真傻,这么明摆着的答案,我怎么就早没想到!”然后我又仔细地研究名单,这回我清楚地看出,他们一行四人并没有真带仆人:尽管他们原打算带一名仆人的,因为上面原有“仆人一名”的字样,但这几个字被划掉了。“啊,那肯定是因为多带了行李,”我自语道。“带了某些他不愿意存放在行李舱中的东西,某些他要放在眼皮底下的东西。啊,我猜出来了,准是油画之类的东西。他与意大利犹太画商尼科利诺讨价还价的就是这个。”我觉得自己找到答案了,于是不再好奇。

  怀特的两个妹妹我也很熟,她们都是最温和、最聪明的姑娘。怀特新婚燕尔,他的新娘我尚未谋面。然而,他却经常热情地向我谈起她,说她极美,极聪明,极有教养。所以,我非常想认识她。

  我来船上这天(14号),船长告诉我,怀特他们也要来。于是我在船上多逗留了一个钟头,希望能一睹新娘的芳容,但是却没等到他们,据说是怀特太太有点不舒服,要到明天起航时才上船。

  第二天一早,我从旅馆来到码头,哈迪船长迎接我,说:“由于客观原因(好一个愚蠢但却不失十分方便的托词),‘独立’号一两天内不能起航。

  待到一切就绪,我将派人通知你。”我觉得这挺怪,因为现在南风徐徐,但是既然究竟是什么“客观原因”他不直说,我虽然心中好奇,也没有办法,只好回家,不耐烦地消磨时光,等待。

  足足一个星期我没收到船长的通知。后来通知终于来了,我立即上船。

  船上满是乘客,一派起航前的热闹景象。我上船后十分钟,怀特一家人也来了。画家、他的两个妹妹,还有新娘。画家正处于他那种惯常的愤世嫉俗的情绪之中。我太熟悉他的这种脾气了。所以对此毫不在意。他甚至没向我介绍他的妻子。还是他妹妹玛丽安——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姑娘——匆匆介绍我和新娘认识。

  怀特太太蒙着面纱。当她回报我的鞠躬,撩起面纱时,我承认,我极为惊讶。若不是我太了解我的画家朋友了,知道他描绘起女人的可爱之处来喜欢夸张,我就会更为惊讶的。我知道,如果他说哪个女人美丽,他会把她说得完美无瑕,说成天仙。

  事实上,我不得不认为怀特太太是个丑女人。用丑陋无比这个词来形容她,如果有些过分的话,反正也差不了太多。然而,她身上的衣服却很雅致。

  于是我得出结论,她一定是用更能持久的心灵美迷住了我的朋友。她只说了几句话,便立刻与怀特先生去了自己的特等舱房。

  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没带仆人——这个问题本已想通了,所以我寻找多带的行李。过了一会儿,一辆马车来到码头,车上有一个长方形的松木箱子,这似乎正是我所预料的。箱子一搬上船,船就起航了。

  没过一会儿,船便驶过了河口的沙洲,驶入了大洋。

  正如我所说的,这个箱子是长方形的。它两米来长,将近一米宽——我仔细地观察着,希望自己估计的尺寸尽量准确。箱子的形状很奇特,我一看完它,就断定自己的猜测是准确的。我在前面说过,我已得出结论,认为这位画家朋友多带的行李会是几幅画,至少是一幅画,因为我知道他已与画商尼科利诺商谈了几个星期了。现在他带来了一个箱子,从箱子的形状看,里面盛着的很可能是达·芬奇的《最后的晚餐》,我早就知道,尼科利诺已买下了小鲁比尼在佛罗伦萨画的那幅《最后的晚餐》。因此,我认为自己的猜测是十拿九稳的。想到自己如此聪明,我不禁悄悄笑了起来。据我所知,怀特这是头一回把他艺术上的秘密瞒着我,他显然是想在我的眼皮底下,将一幅珍贵的名画偷运至纽约,希望我对此事一无所知。我想趁此机会好好开他一次玩笑。

  然而,有一件事情使我着实懊恼。那个箱子没有运进那间多余的特等舱,而是放进了怀特自己的舱房。它几乎占据了全部地面,毫无疑问,这一定使画家和他妻子行走极不方便。箱盖上用沥青或油漆之类的东西写着几行草字:“纽约,奥尔巴尼,阿德莱德·柯蒂斯夫人收。科尼利厄斯·怀特先生谨此。注意:轻拿轻放,切勿倒置。”这几行沥青或油漆书写的草字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。

  我想起,奥尔巴尼的阿德莱德·柯蒂斯夫人是画家的岳母,但是接下去我觉得这整个地址显得神秘兮兮的。我认为,箱子其实是要运到我这位厌世的朋友在纽约钱伯斯街的画室里去的。

  航行的头三四天,天气很好,我们刚一看不见海岸,南风便徐徐而来,我们一路顺风。由于天气好,乘客们的兴致也都很高,相互交起了朋友。然而,怀特和他的两个妹妹却不这样,我总觉得他们在其他人面前显得十分局促。怀特的行为倒还好解释。他非常阴沉,阴沉得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,换句话说,他现在的情绪很不好。不过我对他的怪脾气是有所准备的。然而,他两个妹妹现在的这种举止我就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了。她们总是躲在自己的舱房里,尽管我一再邀请,可她们仍然拒不与船上的任何人来往。

  怀特太太却随和得多。也就是说,她很善聊,而在漫长的航海途中,善聊不失为一种极大的优点。她几乎成为船上所有女乘客们的挚友,而更令我吃惊的是,她毫不掩饰地同男人们调情,她使得我们大家都很开心。我说,“开心”——我几乎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。事实上,我很快就发现,怀特太太常常沦为人们的笑柄。男人们倒不怎么议论她,但是女人们,没过多久就把她说成“一个相貌平平的好心人,没有文化,言谈粗俗”。令人不解的是,怀特怎么竟然娶了这么一个婆娘。一般来说,这种问题的答案是财富,但是我知道这却不是本问题的答案,因为怀特告诉过我,她身无分文,而且将来也不会继承什么遗产。他说,他结婚是为了爱情,仅仅为了爱情,他的新娘子非常非常值得他爱。当我回想起我朋友说过的这番话时,我感到极为困惑。莫非他失去理智了?否则的话还会是什么?他这个人是那样的高雅,那样的聪明,那样的挑剔,对缺陷是那样的具有洞察力,审美观又是那样的敏感!当然了,这位女士似乎特别喜欢他——尤其是当他不在的时候,她总是愚蠢地引用她“亲爱的丈夫怀特先生”说过的话,她可着实好笑,“丈夫”二字总挂在口头上。同时,船上的人们也都注意到,怀特先生总是极为直截了当地避开她,自己一个人躲在特等舱舱房里,听任妻子在主舱中与大伙瞎胡闹。

  我根据自己看到和听到的,得出一个结论:画家一时心血来潮,娶了一个远不如自己的女人为妻,结果自然是很快便讨厌起这个女人来。我深深地同情我的朋友,不过他瞒着我偷运《最后的晚餐》,我却无法原谅。我要为此挤兑挤兑他。

  一天,他来到甲板上,我像往常那样挽起他的胳膊,与他一起在甲板上散步。然而,他极为阴沉(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,他的这种阴沉是很正常的)。他几乎不怎么说话,说话时也极为勉强,显得郁郁不乐。我开了几个玩笑,他脸上强打起笑容。可怜的家伙!我不由地想起他妻子,我真不知道他在妻子面前是否也会强作欢颜。最后我直捅他的要害。我决定就他那个木箱展开一系列暗示,让他逐渐知道,我并没有被他的小花招给糊弄住。我的第一个暗示是揭开一箱电池上蒙着的苫布,说了些“箱子的特殊形状”之类的话。我这样说时,脸上流露出会意的笑容,我还挤了一下眼睛,用手指头捅了他肋条一下。

  怀特对我这没有恶意的玩笑做出一种反应,使我立刻觉得他准是疯了。

  一开始他瞪着我,仿佛无法理解我这番话中的幽默之处似的。但是随着他的大脑慢慢理解了我的话的含义,他的眼睛也逐渐瞪得溜圆,好像要从眼眶里瞪出来。接下去他满脸通红,然后又脸色惨白。过了一会儿,他又好像觉得我的暗示很有趣似的,暴发出一阵狂笑。我吃惊地发现。他越笑越厉害,一连笑了十多分钟。最后他重重地倒在甲板上。我上前去扶他,他的样子就像是死了。

  我叫人来帮忙,费了好大劲儿我们才使他恢复知觉。他醒来时,语无伦次地唠叨了好一会儿。最后我们终于把他抬上了床。第二天早上他完全恢复了正常,至少他是在身体上恢复了正常。至于他的头脑吗,我就不便评论了。

  在后来的航程中,我接受了船长的劝告,避免同他来往。恰恰就是这位船长,同我一起目睹了他的发疯,船长告诫我不要对船上的任何人说起这件事。

  怀特这次惊厥之后不久,又出现了一些情况,使我原来就有的好奇心变得更重了。这些情况中有一点是:我一直神经紧张,便多喝了些浓浓的绿茶,所以晚上睡得很不实。事实上,我两个晚上根本就没怎么睡着觉。船上单身男人的特等舱都与主舱或餐厅相通,我的也不例外。怀特的三间舱房位于后舱室,与主舱隔着一道小小的拉门,这道拉门从不上锁,甚至夜间都不锁。

  由于一路上基本上是顺风,况且风也不算小,所以船身颇有些倾斜。而每当船身朝右倾时,舱房之间的这道拉门就自动滑开了,没有谁起床把它给关上。

  由于天气闷热,我的舱房门一向是打开着的,当拉门也滑开时,我从自己的铺位上就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后舱室。而怀特先生的三个特等舱房恰恰就位于后舱室中。在我失眠的那两个晚上(不是连续的),每到11点钟,我都清楚地看到怀特太太悄悄溜出怀特先生的舱房,进入那间多余的特等舱,一直到天亮,她丈夫前去叫她,她再返回丈夫的舱房。他俩显然是在分居。他们各住各的舱房,肯定是有离婚的打算。我认为这就是那间多余舱房的秘密。

  还有一种情况也使我极感兴趣。在我失眠的那两个晚上,怀特太太一进入那间多余的舱房,她丈夫的舱房里就传出一种沉闷的咚咚声。我仔细地聆听了一阵子,终于弄清了是怎么回事。这是画家在用凿子和木槌启开长木箱子时发出的声音——木槌上显然是包了布或棉花之类的软东西。

  我可以听出他什么时候把钉子启出来的,我可以听出他什么时候把盖子揭开的,我可以听出他什么时候把盖子放在下层铺上的(地上是没有地方可放的),尽管他放得非常非常轻,可是盖子碰撞木质的铺边时还是发出了轻微的响声。这以后便是一片沉寂,天亮之前,我什么也听不到了。不过也好像有一种隐隐的抽泣声,或喃喃自语声,可这声音太轻,太低了,几乎辨别不出来。我认为是自己的想象力在作怪。这声音似抽泣,似叹息,但是当然了,也许我根本什么都没听见。说不定是我自己耳鸣。根据怀特的习惯,我认为他半夜三更开箱子肯定只是出于一种职业上的热情。他打开箱子只是欣赏箱里的稀世艺术珍品。然而,欣赏艺术珍品也不至于哭啊。所以嘛,一定是我喝多了哈迪船长的绿茶,想象力太丰富了。而这两个夜晚每逢天蒙蒙亮的时候,我都清楚地听到怀特先生把盖子盖回箱子,用包着软东西的木槌把钉子重新钉死。然后他就走出自己的舱房,去叫怀特太太。

  邮船在海上航行了七天,已到哈特拉斯角一带,这时西南方向袭来一股强劲的大风。然而,好在我们早已从天气的种种朕兆,看出要有大风,所以做好了一切防范准备。风越刮越大,我们收起了大部分风帆,只靠着缩起一半的后墙纵帆和前上桅帆前进。

  我们就这样安全地航行了48小时,“独立”号真不愧是一条好船,这样大的风浪船里居然没进一点水。然而,大风最后变成了台风,我们的后帆被扯成了碎布条,船也跌入了波谷,时起时浮。三名水手被卷入大海,甲板上的厨房和左舷的全部舷墙也都被巨浪掀掉。我们刚刚从这场灾难中逃脱出来,前上桅就被风暴撕碎,于是我们赶紧升起一个风暴三角帆,靠着它航行了几个钟头。船在海上乘风破浪,航行得比以前稳了一些。

  大风仍在持续,毫无减弱的迹象。由于缆具装得不太合适,三角帆吃力很大。大风的第三天,下午5点来钟,后桅被一阵狂风吹折了。船摇晃得非常厉害,我们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摆脱开折断的桅杆。这时木匠来到船尾,说货舱进水四英尺。雪上加霜的是,抽水机也坏了。

  船上一片混乱,充满了绝望。为了减轻邮船的重量,人们纷纷把船上的货物扔下船去,就连剩下的两根桅杆也被伐倒,扔到海里。东西很快就扔得差不多了,但抽水机仍没修好,水顺着漏洞迅速涌入船中。

  日落时分,风变小了,浪也随之减退,我们仍在希望乘救生艇逃命。晚上8点钟时,风吹散了天上的云彩,皎月当空,我们那低落的情绪也高涨了一些。

  经过一番努力,我们终于顺利地将大救生艇从舷边放入水中,全体船员和大部分乘客都下到救生艇里。救生艇立刻划走,经过一番艰苦的航行,终于在沉船后的第三天安全地抵达奥克拉科克湾。

  船长和其余的14名乘客留在了船上,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船尾的杂务艇上。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它放了下去,不过它触到水面时差点倾覆。

  我、船长夫妇、怀特夫妇和他的两个妹妹、一名墨西哥军官和他的妻子及四个孩子,还有一名黑人男仆,都下到了艇上。

  艇上没有地方,除了极为必要的东西外,我们什么也不能带,谁也没有想要带上自己的任何财物。令人惊异的是,小艇划出几米后,居于艇尾的怀特先生忽然站起身,神色冷峻地要求哈迪船长把艇划回去,取下他的长木箱子。

  “坐下,怀特先生,”船长严厉地说,“你要是不坐好,艇会翻的。现在艇帮都已经快没在水里了。”“箱子!”怀特先生仍站在那里,他大声喊道。“喂,箱子!哈迪船长,你不能拒绝我,你也不该拒绝我。箱子一点都不重,它根本就算不上什么。

  我求求你了,看在上天的份上,你千万把箱子给我取来!”有那么一会儿,船长似乎被画家的诚挚给感动了,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严厉的态度,仅仅说道:“怀特先生,你疯了。我不能听你的。喂,坐下,不然你会把小艇给弄翻的。别动!抓住他!他要跳船!小心!”船长话音未落,怀特先生就从艇上一跃而起,由于小艇就在邮船的背风面,所以他凭着超人的一跃,一把抓住了船头的一根绳索。转眼间他就上了船,疯狂地冲进客舱。

  这时,我们的小艇已经漂过了船尾,漂出了大船的背风面,漂到了仍然波涛滚滚的大海上。我们拼命想把小艇划回去,但是小艇就像是大风中的羽毛一样身不由己。我们一眼便看出,画家这回是在劫难逃了。

  我们离大船的距离迅速增加着,我们看到那个疯子(我们现在只能认为他是疯子)出现在了升降口上,他真是力大无比,竟拖出了那个长方形的木箱子。我们极为惊讶地看到,他迅速地把一根绳子捆在箱子上,绕了几匝,将绳子的另一端捆在自己身上。接下去他就抱着箱子跳入海中,马上就沉了下去,再也没有浮上来。

  我们哀伤地停下了手中的桨,目光紧盯着他没入水中的地方,凝视了好一会儿。最后我们终于离开了那里。足足有一个钟头大家谁都没说一句话。

  最后还是我斗着胆打破了沉寂。

  “船长,你也看到了,他和箱子怎么沉下去得那么快?这不是很奇怪吗?

  说实话,当我看到他抱着箱子跳入海中时,我还希望他能获救呢。”“他当然会迅速地沉下去,”船长答道,“不过他和箱子不久还会浮上来,但是要到盐化了之后。”“盐?”我喊道。

  “嘘!”船长说,他指了指死者的妻子和妹妹。“咱们得换个合适些的时间再谈。”我们经历了千难万险,终于像救生艇上的那些人一样,死里逃生。经过四天的生死博斗,我们半死不活地抵达了罗阿诺克岛对面的海滩。我们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,受到了营救者们不错的对待。最后我们搭船去了纽约。

  “独立”号失事后一个月,我在百老汇遇见了哈迪船长。我俩自然而然谈起了那场失事,特别是谈起了可怜的怀特的不幸遭遇。于是我了解到了下列情况。

  画家一开始确实是给自己、他妻子、两个妹妹和一名仆人订的舱房。他妻子也确实是一位才貌出众的闺秀。6月14号早上(我头一次上船那天),他妻子忽然得了暴疾,死了。年轻的丈夫悲痛欲绝,但是由于客观原因,他又无法不去纽约。他必须把爱妻的尸体交给自己的老岳母,而另一方面,公然带尸体上船会被视为极不吉利的,那样一来乘客们就都会不乘这条船了,因为谁也不愿意同一具死尸一起航海。

  鉴于他这种困难的境地,哈迪船长进行了巧妙的安排,先把尸体用防腐香料大致处理了一下,再与大量盐一起放进了一个大小适中的木箱子里,当作货物运上了船。怀特太太亡故之事秘而不宣。由于大家都知道怀特这回是与妻子同行的,于是航程中就得找个人来扮演他妻子。结果选中了怀特太太的女仆。原来给女仆预备的那间舱房现在就多了出来,但仍然保留。当然了,每天晚上假太太来此睡觉。而白天她则尽力扮演太太的角色,反正已经查明,船上的乘客没有一个认识真太太。

  我之所以弄错了,是因为我太粗心,太好探听,性格也太容易冲动。但是近来我夜里很少睡实了。我的眼前总是浮动着一个人的面孔。我的耳边永远回响着一种歇斯底里的笑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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